強勢美元政策
美國聯邦準備銀行主席亞瑟.伯恩斯(Arthur F. Burns)的任期直到1978年3月，接著由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接手。米勒出身於奧克拉荷馬州小鎮的便利商店家庭。他的個性嚴謹且非常注重細節，不善於和朋友打成一片。雖然如此，他卻有著厚實的經濟專業背景，畢業於海岸警衛隊學院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自小受禮於人道主義的影響，因此，他特別同情少數民族人權，這也是後來他傾全力投注在「完全就業」的目標上，完全忽視打擊通貨膨脹的政策目標。
米勒擔任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執行貨幣政策的目標首重在就業，而經濟成長及對抗通膨等其他目標，在他認為這則是其次的事情。在他的理念裡，貨幣政策並非抗通膨最有效的方法，政府其他部門可以做得更好，不勞他費心。當1979年開始的通貨膨脹，已經達到兩位數了。芝加哥自由經濟學派，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還包括當時政府經濟顧問葛林斯班，都強力支持緊縮貨幣政策，但米勒並未接受這樣的建議，他認為拉升利率緊縮貨幣政策，將會損及就業成長。這樣的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與其說是異數，還不如說他是個堅持己見，不懂得變通的理想家。
不可避免的，高通膨打擊美元的匯率。外國貨幣價格愈來愈高，造成美國在歐洲和其他國家駐軍的軍費不斷的飆高，變成難以承擔之重。美元貶值造成國際間持續批評美國政府的不負責任。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OPEC）開會討論是否將油價掛勾在其他貨幣上；沙烏地阿拉伯及其聯盟相互交換意見，是否將油元外匯儲備大幅降低美元資產，轉移到其他國家貨幣。一旦如此，連鎖反應的效果將會讓美元進入更加貶抑的惡性循環中。
各國對於美元的持續弱勢漸漸感到不耐，開始想起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於1969年進行第一次國際貨幣基金協定修訂時創立的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又稱為「紙黃金」，可以用於進行國際支付的特殊手段。但是，這個想法立即引發了更嚴重的議題。特別提款權價格訂定是和「一籃子」貨幣掛鈎，市值不是固定的，假如各國從現在開始持有特別提款權的話，當美元貶值時所產生的損失將由誰來承擔？如果由IMF承擔的話，存在ＩＭＦ的特別提款權帳戶看誰持有美元最多，將會由一些持有美元少的國家轉移到另外一些持有美元多的國家手上，換句話說這就是左手轉到右手。如果由美元單獨承擔的話，沉重的負擔這是美國政府無法接受，美國從來就不願意讓特別提款權真正的付諸實現。
就在這樣的緊急關頭，還好事情總算開始有了轉機了。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在1979年8月繼米勒後接任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緊縮貨幣政策成為他與米勒的最大不同點。盡管沃爾克的過去曾經有過兩次參與過美元貶值的歷史盛會。一次是在1947年的布雷頓森林協議；另一次是1973年史密斯森協議黃金總庫的設立。然而這次不同了，這次是在國際金融領域上，他是米勒的最重要的反對者。一旦上任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後，沃爾克調整貨幣政策開始緊縮銀根，打擊通貨膨脹。
貨幣政策的風向轉移，也讓美元匯率開始回升，一旦壓力消失，所謂的特別提款權的議題也就煙消雲散了。但餘波仍然存在，誰將要承擔特別提款權內匯率的損失？美國極不願意讓這樣的議題擴大，擔心各國持有美元資產國家再次要求美國保證維護美元的強勢。還好沃爾克擔任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後，美元才漸漸穩定下來，在此之後直到2000年為止，強勢美元成為美國重要的貨幣政策之一。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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