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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二理論

 二分之一2   

金融機構所謂的貨幣發行準備金(reserve)議題在中國歷史上並不是新鮮事,早在千年以前中國的北宋時期就已經提及這個議題了,北宋永嘉人周行已(1067-1124)字恭叔,學者稱浮沚先生,在他的著作《浮沚集》說到,“以二分之實可為三分之用”。周行已針對紙幣的發行準備作出很務實的考查,他說紙幣的發行準備不需百分之百,只需三分之二即可,因為流通中的紙幣有三分之一很可能會損毀於“水火之失”,或損失於“盜賊之虞”,或是“往來之積”而滯留、周轉在流通中。

周行已對貨幣發行準備議題的實證很有開創性,損毀於水火屬於自然消耗;盜賊遺失屬就是個人損失;最後,流通中紙鈔才是最低貨幣存量,需要準備著來應付人們的流通所需。他這一套紙幣的發行準備說法成為世界上最早的貨幣準備金概念,明確的說明了根本不需要十足的紙幣發行。即便他的學說還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有待實際應用的考驗,但他終究是真正認識紙幣流通法則,並且寫出很有條理的舉證,更遑論他是在千年以前就有這樣深入的觀察心得了,令人無比的敬仰。

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187423日-1946727日,美國作家與詩人)曾說「貨幣,將人與動物區分開來」。對流通手段的探索幾乎從人類產生那天起就從未間斷過。然而,從紙上談兵轉變到真正實務應用的時候,是在近代西方歐洲。在歐洲最早發行紙幣的國家是瑞典,一旦銀行運用小部分存款資金作為準備金的方式,並將大部分的資金作為放款之用,這就是把大眾存款的1塊錢2當成2塊錢,甚至3塊錢來用了,在現代的貨幣經濟學中就稱之為「貨幣乘數效果」(Money Multiplier Effect),這種經濟金融概念已經開始進入萌芽的階段了。

貨幣經濟學理論中的貨幣乘數是在部分準備金制度下,商業銀行與中央銀行之間緊密關係所產生的乘數比率(係數)。亦即是商業銀行遵循中央銀行準備率後,商業銀行最大可能產生放款餘額的相對比率,或稱之為準備金乘數(Multiple of Reserves)。由於中央銀行為保障存款戶的安全,進而要求商業銀行必須將部分存款金額存入中央銀行帳戶內,不得運用,也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銀行稅」了。

乘數(亦稱倍數)這個概念最早是由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的得意門生卡恩(RKahn)在1931年提出的。他以凱恩斯經濟學理論為基礎,發揮了乘數原理,在1936年《通論》中提出了著名投資乘數論,成為有效需求原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後新古典綜合派又把乘數理論引伸到貨幣金融領域,提出了貨幣乘數論。所謂貨幣乘數就是指基礎貨幣擴張或收縮的倍數。他們認為,在狹義的貨幣定義下(即M1,現金加活期存款),貨幣供應量的決定因素有兩個:一個是基礎貨幣(用B表示),又稱高能貨幣或強力貨幣(hard money),由現金與銀行存款準備金組成,它是貨幣供應量(用Ms表示)變動的基礎;另一個就是貨幣乘數(用m表示),這樣貨幣供應量的基本公式可以表示為:Ms=Bm。貨幣乘數效果的過程可以用以下的數據來說明,舉例來說,商業銀行吸收了存款戶新台幣100元的存款,在部分準備金制度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要求20%的存款準備率,則商業銀行可以運用該100元的存款作為放款創造的效果,如下表:

 

貨幣乘數效果:商業銀行放款創造過程

商業銀行

存款餘額

放款創造

中央銀行準備金

A銀行

100

80

20

B銀行

80

64

16

C銀行

64

51.2

12.8

D銀行

51.2

40.96

10.24

E銀行

40.96

32.77

8.19

F銀行

32.77

26.21

6.55

G銀行

26.21

20.97

5.24

H銀行

20.97

16.78

4.19

I銀行

16.78

13.42

3.36

J銀行

13.42

10.74

2.68

K銀行

10.74

 

 

 

 

 

準備金餘額總計

 

 

 

89.26

 

存款餘額總計

放款創造總計

準備金餘額總計(89.26+K銀行的存款餘額(10.74

 

457.05

357.05

100

 

我們從上表可以清楚看出來,一般存款戶將新台幣100元存入商業銀行後,假設我們的中央銀行要求所有商業銀行收受存戶的存款後,其中的20%必須存入該銀行開立在中央銀行帳戶內。根據貨幣乘數理論的公式Ms=Bm,透過部分準備金制度之下,整個放款創造過程創造了MS457.05)=B100*m4.5705),亦即是,存款戶的100元存款,經過了貨幣乘數創造了貨幣供給量達到4.5705倍;而放款創造乘數則為3.5705倍了。我在前面有提過,中央銀行作為國家貨幣政策的制訂機構,通常有三大貨幣政策工具:存款準備率、重貼現率以及公開市場操作。而其中的存款準備率的調整就是一項很強大的工具,當經濟金融環境低迷,投資不振、民間消費意願不高之際,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往往會調降商業銀行存款準備率,這使得一般商業銀行可以借貸出去的資金增加;而且透過貨幣乘數的效果,商業銀行可增加貸款餘額就會以放款創造的倍數成長,達到刺激經濟景氣的強大效果;反之亦然。

當然了,瑞典的斯德哥爾摩(Bank of Stockholm)銀行本身就是政府設立的銀行,雖然已經具備了「部分準備金體系」的運用,但也僅存在於概念階段罷了。這種概念與宋代的「稱提之術」存在著異曲同工之處。瑞典的斯德哥爾摩銀行於西元1656年成立,於1661年開始發行紙幣。這是一般研究經濟史學者所認為歐洲最早發行的紙幣。但就時間而言,已經比中國晚了六百餘年。由於紙幣的大量出現,對紙幣的調控辦法,「稱提之術」應運而生。其實,紙幣調控之技術要素,在宋代已經基本成型。

不同於過去金錢匠人從事的匯兌、存款、放款業務,如同在大海上漂浮的船隻,風險極大,但當建立了金融機構,組織發展大者恆大,有了穩定的存款及放款的利差收益來源,銀行的經營就可以穩定發展壯大,堅若磐石了。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話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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