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貨幣數量論
中國古代的貨幣數量論也曾有過深入的探討。例如，司馬遷（西元前145年或前135年－前86年）在《平准書》中就提到過“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的說法，他表明了物價上漲有兩個原因：一是錢多，一是物少。同樣的道理在現代經濟學家認為，「過多的貨幣追逐太少的商品及勞務」是造成需求過多引發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了。然而，在宋朝啟動了紙幣發明，但卻是毫無節制的發行，這樣的情勢肯定是紙幣氾濫，”物重錢輕”引發惡性通膨，一發不可收拾了。
宋朝紙幣的發行在初期是比較謹慎的，透過官交子的發行與流通，發現了金屬貨幣與紙幣的兌換關係如現在的準備金概念，有助於穩定紙幣與物價的關係。現代先進的貨幣儲備金概念，在北宋稱之為”稱提錢”，而採取這樣的金融措施就叫做”稱提術”，後用來表示以錢幣、金銀、實物等回收兌換貶值紙幣，限制發行額，用行政辦法干預貨幣幣值。”稱提術”最早見於北宋，為調整銅鐵比值關係的一種辦法，四川官府發行交子和錢引，每一屆儲備了大約是發行總量三分之一的發行本錢（銅、鐵貨幣），遇到交子和錢引貶值時，就由這項儲備的發行本錢來回收兌換回籠交子和錢引而採取的一種金融貨幣措施。尤其是在私交子發展早期，四川不肖商人鋪戶，惡意詐欺、刻意濫發交子之後，從此避不見面消失無蹤，鋪子就此停止營業；更甚者，挪用他人存款，經營其他買賣失敗而宣告破產。因此，紙幣監管法制化政策的推出，也說明朝廷對紙幣依賴信用的特性和易於偽造和濫發的弱點，至少是有充分認識的，這套金融監管體系和措施，如果運用得當的話，那是可以維護官交子的信譽，流通順利。
然而，不可諱言的，紙幣的發明也成為雙面刃。好得方面來說，紙幣可以用來穩定其他貨幣的兌換機制，穩定民生物價；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濫用信用超發貨幣，從而導致了交子成為其斂財的工具，交子沒有了信用，也就喪失了流通的功能，從而失去了其自身存在的價值。一旦如此作為，即便是貴為朝 廷之尊，也如同早期四川商人般，惡意濫發交子、挪用他人存款，置天下蒼生的民生而不顧了。
果不其然，交子發行穩定且流通順利，沒多久政府於是利用更改紙幣名稱的辦法，換湯不換藥開始來掠奪民間財富。北宋末期正是如此，宋徽宗即位（1101年），這位皇帝很不一般，書法自成一家，自創了字體，後人稱之為「瘦金體」，文化和藝術造詣可說是登峰造極，但與皇帝該有的雄才大略、整軍制武的情操格格不入。即便他的藝術成就在歷代皇帝之中名列前茅，但是他當皇帝只有昏庸一詞可以形容，以現在的說法就像是個好大喜功的紈絝子弟。徽宗在位期間，搭配名聲極差的宰相蔡京當政，他們好大喜功、不明事理，以致於軍費大幅擴張，民間通貨膨脹加速，民不聊生，更加速北宋的滅亡。
蔡京這個人先後四次擔任宰相，但卻是中國歷史上最這名的貪官之一，權力欲望強烈，又極盡奢華，某種程度上說北宋王朝的衰敗，和他的長年把持朝正不無關係。開始崇寧二年（1103年），在宰相蔡京的奏請之下，開始大量鑄造大面額銅幣，首先是鑄造「崇寧重寶」「當十大錢」，面額以一當十。蔡京為了斂財恣意妄為，崇寧所鑄當十大錢的重量和成色，不僅只值三文小平錢，卻還要當作當十錢來使用，造成百姓的不滿，怨聲載道；而夾錫錢中銅的成色明顯不足，正大光明的偷工減料之下，把百姓看做搖錢樹，當然不會樂於使用夾錫錢，導致這兩種大錢都難逃貶值的下場。
除此之外，蔡京又請求建立管理紙幣交子的印行和流通的專門機構，又「令諸路更用錢引」，把紙幣“交子”改名為「錢引」。名稱雖變，但其本質上卻又是想做為斂財工具，規定天下除了閩、浙、湘、廣等地仍沿用“交子”以外，其它諸路全部地區都必須使用另一種「錢引」紙幣，為了支應陝西沿邊軍需以及募兵之用，甚至變本加厲了。到了徽宗大觀元年（1107年）把交子務改為「錢引務」時，這一年的發行數「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而價愈損。」這也就是說發行量由一百二十萬緡（貫）增加到二千多萬緡（貫）。由於大量印製紙幣，引起嚴重的貶值，可見，價值一千錢的緡（貫）結果只能當錢十多個錢，紙幣貶值是多麼嚴重，通貨膨脹陰霾肯定是令民間大眾難以見天日了。
晚年的宋徽宗，正如北宋後期，原本好大喜功，至此壯志煙消雲散，縱有金戈鐵馬、萬券韜略，也唯有沈醉於夜夜笙歌了。數年後，北宋即為金所滅，至此，終將走入歷史的洪流中了。相較於今天的經濟環境，北宋交子的興衰歷程是值得深思的，政府的監管法制對於金融幣制的穩定起了關鍵性的作用。紙幣的發行和穩定，能夠推動商品經濟的發展，為國家創造了財富，對解決國家的一時之需有重大作用。政府毀壞了原有的金融法制，濫用了貨幣信用，其結局必然導致通貨膨脹，貨幣體系的崩潰。
到了南宋更是變本加厲，南宋前期，此時發行量最大、流通範圍最廣的紙幣是已經再次更名的官辦「會子」，但只改變紙幣名稱，而內容和本質仍不變。會子紙幣發行遍佈大江南北。與北宋早期的交子不同，會子是以銅錢為本位的，「以錢計價」面值為一貫（1,000文）、二貫和三貫三種，第一屆會子的發行量據說僅僅為300萬貫。到了幹道四年（1168年）僅七年時間，先增至七百萬貫，而且每屆進一步攀升到1,000萬貫，雖然按照慣例以舊換新，貨幣流通量高達三倍多。
戰爭成為南宋揮之不去的陰影，後勤軍需補給負擔日益加重。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由於會子基本上是銅錢本位制的紙幣，增加紙幣的發行，基本貨幣的銅錢卻沒有相應追加發行，當時的貨幣供給增長量，據估計已經達到300%以上，民間通貨膨脹的隱憂蠢蠢欲動了。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話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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