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鑄幣工藝
大明王朝由於種種原因，以致於銅錢（製錢）始終維持著相當高的物價購買力，最重要的就是，朝廷鑄造銅錢不足，再加上銅金屬價格始終很高。而明朝中葉以前，銅錢流通最大的問題是在於民間私鑄，官鑄銅錢流通少，但明朝的最後百年，也就是在明神宗萬曆年（1572年）後，除了民間不僅僅私鑄猖獗外，朝廷也上下其手，開始鑄造大面額的錢幣（以一當十、當百，明顯的銅材成色不足），甚至還有當千的銅幣，錢幣金額數量一多，銅錢的購買力就逐漸貶值了。
相較於十一世紀鑄造的宋錢在成色及工藝上，明朝銅錢明顯低劣許多，當時所用的銅，並不是經過提煉的，而是用廢錢和舊銅器改鑄的，這些舊銅並不是純銅，只是鑄造局不另加摻鉛或錫罷了。所以洪武錢的成色是不一致的。而至洪武二十三年起，鑄銅錢每文加鉛二分，與此前所鑄之洪武錢，成色不足又有差異了。但是洪武之後，長久以來由於銅料的不足，加上私鑄盛行，銅幣鑄造摻加鉛和錫的比例也相對增加了，明朝鑄幣成色不一，品質往往也受到民間的質疑，可想而知，通流性大受影響。
在這個時期，即便是官制銅錢也不無作假嫌疑。假如說一文銅錢（小錢）是使用一錢的銅材料鑄造的，那麼”當十錢”其面額為10文，應當是需要十錢（一兩）銅材來鑄造，但這時候鑄造一枚當十錢，銅料的成色相對之下就會減重了。這樣大面額的錢幣，即便稱之為銅錢，但是錢幣成色的「含銅量」僅剩下十分之一，肯定不足，原料的減重、成本的降低就跟印鈔票差不多。在萬曆年間，銅價已由明初的每百斤值白銀五兩，漲到每百斤兌換十兩五錢，但天啟年間更漲價至十二兩。銅錢的減重和貶低成色，可能也由於銅價的繼續上漲，鑄幣成本水漲船高；但也或許是因為國庫空虛，財政需求無度，必須鑄錢作為政府財政支出之用，無論如何，大量鑄造劣質大錢幣的後果都一樣，相對於物價就是大幅貶值了。
緊接著，時序進入了十六世紀的明朝末年，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滿州人發動侵略戰爭，努爾哈赤出兵攻打東北地區，又是一場政權和國土保衛戰，只不過這次滿清入侵，已經沒有那麼幸運，從此戰爭一直延續40多年，直到明朝滅亡為止了。
更令人扼腕的是，即使政府錢幣面臨困境，中央政府貨幣政策難以推行，但也不允許民間機構插手這一領域。一直到十六世紀末為止，也很少有人提到類似西方國家私人金融機構。在此之後，中國金融機構發展只能跟隨著西方世界的腳步了。明朝開國以來，念茲在茲的紙鈔、錢幣雙本位制，就在明朝中葉相繼失守，換之而來的是白銀帝國五百年。
紙幣發展常為中國人所津津樂道的，是紙幣最早的使用者，其起源是在宋朝，興盛於元朝，最後制度化于大明王朝。然而，過去紙幣的通行，以及政府的操弄之下，其實是一件對老百姓而言很要不得，避之唯恐不及的。
然而，印製紙幣或鑄造錢幣，這樣牽涉到所謂的「鑄幣稅」。鑄幣稅通常是指貨幣鑄造成本低於其面值而產生的差額，印製一張百元鈔票，以現代印刷科技來說，美國Fed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推動量化寬鬆政策大量印製鈔票散佈全球，印製一張美元的成本幾乎是微乎其微，但這張鈔票的購買力卻是十足的，可以在市場上用來買一百美元等值的商品。
由於鑄幣權通常只有統治者擁有，因此它是一個某種特殊意義的稅收收入，自然也是政府的一個重要收入來源。可見鑄幣稅並非通常意義上的稅，它是一個特定的經濟概念，指貨幣面值與創造貨幣所需成本之間的差額。中國古代發展紙幣或是銅錢鑄造，遠遠早於全世界其他國家，十四世紀大宋王朝時之後，活字印刷術雖然已經發展成熟，但是當時並沒有印刷機，但就算是印刷一份紙鈔也遠比鑄造銅錢便宜許多，無論是鑄幣或印寶鈔，畢竟這都還是勞力密集的技術工作。
紙幣的通行與應用，除了是印製方便、成本低廉外，它的「輕裝易致」也帶給人們便於攜帶和流通。除此之外，貨幣的發行，如果善於應用的話，政府業易於作為民生物價的調控，當物價上揚有通貨膨脹隱憂時，可以緊縮紙幣發行；反之亦然。明朝初年大學者葉子奇說過，”出之於貨輕之時，收之於貨重之日，權衡輕重，與時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也。”他的貨幣理論就是，若是物價低時要在市場上投放更多紙幣、若物價高時要在市場回籠紙幣，那麼就可以使物價保持穩定。然而，這樣的貨幣理論應用，卻是直等到17世紀西方經濟學發展起來後，例如亞當史密斯於1776年發表巨著「國富論」，貨幣理論的建立才真正的作為實用科學。
另一方面，相較於紙幣的製作工藝的方便性，金屬幣的鑄造就是自古以來就是一種藝術工藝的表現了。舉例來說，兩宋的錢幣，是中國錢幣史上最複雜的工藝。宋朝首開錢幣規範制度，錢幣的名稱多樣化，最特別的是歷史上首開先例，在錢幣上刊印皇帝年號，估計兩宋皇帝每改一次年號，就鑄造一種注記年號的新錢幣。不僅如此，宋朝皇帝又特別自戀，喜歡變更年號，其中又以北宋仁宗最多，他在為四十二年期間，由於身處在長期的和平，經濟快速發展階段，所以特別愛表現在自我的肯定，從天聖到嘉佑，總共更換了九次年號，平均每四年半換一次年號，其餘的皇帝也不遑多讓，都擁有數個年號。
另外，中國書法發展在宋朝時期達到頂峰，有篆書、隸書、真書、行書、草書，還有宋徽宗自己創制的瘦金體，因此也造就了兩宋錢幣上的刻印文字的多樣化，流存到現代來說，還是很有藝術收藏價值的。明朝與宋朝大不同，不僅是在皇帝年號，明朝每位皇帝都僅擁有一個年號外，就算在鑄造數量上也少很多。曾經有記載說，洪武時期全國共有300多座鑄爐。當時每一爐座的鑄額似乎有一定，洪武二十二年當年的鑄造量也不過是將近20萬貫，平均每爐大約就6000多貫，最大量每爐每年可以鑄造約7、8000貫，但因為銅材料的缺乏，以及政策上是推動紙鈔為主，還經常停爐。由此可見，當時鑄造錢幣真的是費工費時，勞力密集的工藝了。
最後，我們可以比較一下明朝時期紙幣與錢幣（銅幣）之間的鑄幣稅差異。首先，當時民間百姓倒鈔時，官府收取大約30文到60文的工本費，印製成本僅僅只有3%~6%左右，朝廷只要印製1貫的紙幣就有高達97%~94%的鑄幣稅，但它可以1貫的面額用來購買民間商品，幾乎就是零成本。只不過，朝廷並未善用寶鈔的簡便以及鑄幣稅，作為調控民間物價購買力的優勢，由於紙幣的發行數量過大，逐漸貶值，最終形同廢紙一般。另一方面，我們看到錢幣的鑄造工藝，本質上就是以貴金屬為基礎，就算含鉛加錫等金屬，不是完全真材實料，但至少銅材貴金屬就占錢幣鑄造的一半以上，都具備了作為流通、保值和儲存的貨幣功能了。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話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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