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激化的愛國情操
亨利的警覺性令他想像到1907年的金融危機，其中政府的關鍵角色就在於「最後貸款人」的機制，如果紐約的銀行業面臨任何流動性危機時刻，他們就可以在一小時內抵達當地的紐約聯邦準備銀行取得資金的緊急協助。他說：援助（aid）這個字眼非常不恰當。他告訴財政部長邁阿杜說：得到援助（Get aid）貼上這個標籤後，代表著銀行正處在危機邊緣的訊號，存款大眾一聽到銀行須要援助，大家立即會想到的是他們存在銀行的存款是否安全？
亨利也熟讀了1873年英國經濟學家白芝霍特（Walter Bagehot）的「倫巴街」（Lombard street）一書，認為銀行到聯邦準備銀行以「貼現」方式取得流動性資金，應該是銀行一般正常的營業行為，而非取得「援助」。最終，聯邦準備銀行架構也確實採納了他這樣的意見，設置了「貼現窗口」（discount window）。聯邦準備理事會「貼現窗口」（discount window）的設置隨時開放給銀行業，只要他們有資金需求，隨時可以將手中持有的合格有價證券，拿到貼現視窗，以貼現方式取得所需的流動資金。時至今日「貼現視窗」（discount window）還是聯邦準備銀行重要的貨幣政策執行工具之一。
當時高盛也非吳下阿蒙了，華爾街紅頂商人正在逐漸崛起，在國內高盛發行的證券可以賣給熱情不斷上漲的投資大眾；在國外，新的證券發行可以通過與克萊沃特等公司的合作進行，行銷在海外金融市場。但沒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14年7月28日），喧囂的華爾街這一時刻歸於平靜。
但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1844年亨利的父親馬可斯・高曼（Marcus Goldman）年僅27歲來自德國中部小鄉村的猶太新移民，來到美國紐約市尋找美國夢想，在華爾街建立了高盛金融霸業。七十年後的今日，亨利對於祖國德意志的效忠始終無法忘懷，愛國情操的矛盾在心理面逐漸擴大，他對於祖國德意志的歸屬感依舊萬分強烈，無論是在個人的理想或是公開場合，他都毫不保留的支持德國政府參戰，這種選邊站的意識型態，終於使得高盛公司陷入兩難的情勢。
美國雖然尚未參戰（直到1917年才正式參戰），但政府支持以英國為核心的協約國，不僅如此，美國也提供協約國實質的幫助，以政府保證發行5億美元的債券，稱之為自由債券（Liberty Bonds），準備用來支持協約國家參戰經費。這筆政府債券發行最後找上的是高盛公司（最初原是找華爾街庫恩比私人銀行（Kuhn Loeb，但此家族祖籍也是來自於德國猶太移民的後裔，如高盛公司一般拒絕承銷政府公債）。
高盛公司的經營原則就是重大投資與承銷決策必須由所有的合夥人全體一致無異議通過才能做生意，這下子公司高層的緊張情勢頓時緊繃著，無論其他合夥人（家族成員）好說歹說的，亨利說什麼都不願意做這筆生意，他萬分不願意公開承銷這筆錢打擊祖國德國的援助資金。隔天，華爾街日報斗大的標題就是：「高盛公司與庫恩比公司一丘之貉，支持德國、反協約國」，在亨利的堅持之下最終高盛還是忍痛放棄「自由債券」的承銷生意，但他們意識型態的反叛行為激怒了美國朝野大眾。
但到了1917年美國政府參戰的態度轉變得更為積極了，高盛公司愈來愈擔心他們家族成為「戰爭黑名單」，為了生意他們必須改變形象，因此，公司其他合夥人也加快了對協約國家的投資。但這時候，堅持己見的亨利・高曼，終於迫不得已說道：「我想這是我必須退休的時候了」，眼不見為淨，他不願意在有生之年投下顆炸彈，毀壞自己的祖國，退休是他最後的底線。強人終究要離開了，在1917年最後一天亨利正式退休。
亨利離開了與他相伴35年的高盛，並且帶走了他的那部分資本。金融天才亨利的離去對高盛是相當重大的打擊，歷經了一段艱困掙扎的日子，即使到今天，高曼家族跟薩克斯家族的關係仍然相當冷淡，老死不相往來，而亨利的離去這也為後來高盛去家族化埋下了伏筆。
「未知高盛的未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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