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芬難題
出生在比利時的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家羅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早在1947年為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準備的研究報告，就警告說道＂黃金與美元掛鉤的危機＂史稱「特里芬難題」。換句話說，特里芬教授認為，美元應當相對於黃金貶值，但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又要求美元必須保持穩定與堅挺。這已經形成兩面刀的困境，國外大量囤積美元，其數額已經遠遠超過美國持有的黃金儲存量，隨之而來的威脅到國際貨幣機制的穩定及國際貿易的不平衡。
之後，他在歐洲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前身）擔任經濟學家，及美國耶魯大學出任教授。就在1960年其《黃金與美元危機——自由兌換的未來》一書中指出：“由於美元與黃金掛鉤，而其他國家的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雖然因此而取得了國際核心貨幣的地位，但是各國為了發展國際貿易，必須用美元作為結算與儲備貨幣，這樣就會導致流出美國的貨幣在海外不斷沉澱，對美國來說就會發生長期貿易逆差；而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核心的前提是必須保持美元幣值相對於黃金兌換的穩定與堅挺，這又要求美國必須是一個長期貿易順差國。這兩個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個難題。”
這一內在矛盾在經濟學界被稱為“特裡芬難題（Triffin Dilemma，又稱之為刺蝟的難題, Hedgehog’s Dilemma）”。他所提出的解決之道不約而同的與凱恩斯所倡議的班柯Bancor理念相同，主要就是要創造一個全球都能接受國際貿易的超主權貨幣。不幸的是，在他那個年代，美元強勢無與倫比，美國政府當中沒有幾個人買他的帳。
1972年尼克森面臨第二任的選舉，在他的連任壓力之下，美國國內的經濟增長議題浮出檯面上了。因此，他私自召見當時的聯邦準備銀行主席亞瑟.伯恩斯(Arthur F. Burns)，要求他拉高貨幣供給，換句話說，就是要降低利率，釋出資金，就如同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之際，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柏南克為了挽救次貸危機所帶來的金融風暴，而推出量化寬鬆政策一般，試圖營造一個經濟繁榮的假象，有助於他的連任成功。
聯邦準備銀行主席亞瑟.伯恩斯(Arthur F. Burns)曾是哥倫比亞大學的資深教授，葛林斯潘也是他的學生，他長期浸淫在學術界中，完全不善於應對華府的政治壓力，怎麼也逃不出尼克森的手掌心。最後他在不得以之下，推升了貨幣供給，通貨膨脹的壓力隨之而來，接著美元再次遭受到嚴重的打擊，大幅貶值。
美元貶值帶來的全球災難，大家為了要穩定各國貨率機制，都試圖脫離美元的掛鉤，隸屬於IMF的20國部長級會議隨即召開，各國部長深知各國貨幣掛鉤美元的風險。1973年春天，新的匯率機制又再出台了，非常怪異的稱之為「矛盾匯率系統」（Oxymoronic System）：固定但卻又可調整的匯率機制。簡言之，各國的匯率仍然與美元掛鉤，但IMF的部長會議將會檢視需要，隨時調整各國相對應的匯率。以當時的國際經濟環境而言，接著一年的匯率調整主要針對的是，長期累積國際貿易入超的德國。
物換星移幾度秋，換個時空以現在的國際貿易情勢來說，隨著美國貿易赤字的持續擴大，無論在任何場合，美國政府都直接點名中國操控貨率讓人民幣長期低估。美國是否還想回復到過去霸權盛世，試圖推出「矛盾匯率系統」的匯率調整機制，以國際輿論的壓力迫使中國人民幣升值呢？
1960及70年代的20年之間，可說是國際貨幣系統最具戲劇性的年代，爾虞我詐高潮迭起。隨著美國聯邦準備銀行主席伯恩斯在尼克森的授意下推升貨幣供給，通貨膨脹緊跟著來。1976年底卡特主政期間，美國通貨膨脹率幾乎年年上揚，自他上任以來，通貨膨脹率逐步走高，1976年為6%，1980年已升至12%以上。失業率仍高達7.5%；美國的高通膨，各國持有美元的信心頓失。各國政府能夠做的都做了，還是無法避免美元帶來的迫害。
在1977年夏天，美國財政部長麥克·布魯門薩爾（Michael Blumenthal）竟然在國會上直言：美元太過高估了（over strong）。換句話說，他暗示美國正傾向於美元貶值政策。這樣毫無遮掩的公開說明，在國外媒體的批評是：美國又再玩一個既自私又危險的遊戲，對全球經濟毫無道義與責任。由於美元的弱勢，阿拉伯國家揚言尋求其他貨幣作為石油計價標準。布魯門薩爾不得不直接飛到中東國家安撫他們的信心。擔心這樣的情勢威脅到全球經濟及美元的失控，他趕緊改口說：他相信強勢美元。
美國聯邦準備銀行主席亞瑟.伯恩斯(Arthur F. Burns)的任期直到1978年3月，接著由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接手。米勒出身於奧克拉荷馬州小鎮的便利商店家庭。他的個性嚴謹且非常注重細節，不善於和朋友打成一片。雖然如此，他卻有著厚實的經濟專業背景，畢業於海岸警衛隊學院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自小受禮於人道主義的影響，因此，他特別同情少數民族人權，這也是後來他傾全力投注在「完全就業」的目標上，完全忽視打擊通貨膨脹的政策目標。
米勒擔任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執行貨幣政策的目標首重在就業，而經濟成長及對抗通膨等其他目標，在他認為這則是其次的事情。在他的理念裡，貨幣政策並非抗通膨最有效的方法，政府其他部門可以做得更好，不勞他費心。當1979年開始的通貨膨脹，已經達到兩位數了。芝加哥自由經濟學派，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還包括當時政府經濟顧問葛林斯班，都強力支持緊縮貨幣政策，但米勒並未接受這樣的建議，他認為拉升利率緊縮貨幣政策，將會損及就業成長。這樣的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與其說是異數，還不如說他是個堅持己見，不懂得變通的理想家。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話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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