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經濟學派
不可避免的，高通膨打擊美元的匯率。外國貨幣價格愈來愈高，造成美國在歐洲和其他國家駐軍的軍費不斷的飆高，變成難以承擔之重。美元貶值造成國際間持續批評美國政府的不負責任。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OPEC）開會討論是否將油價掛勾在其他貨幣上；沙烏地阿拉伯及其聯盟相互交換意見，是否將油元外匯儲備大幅降低美元資產，轉移到其他國家貨幣。一旦如此，連鎖反應的效果將會讓美元進入更加貶抑的惡性循環中。
各國對於美元的持續弱勢漸漸感到不耐，開始想起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於1969年進行第一次國際貨幣基金協定修訂時創立的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又稱為「紙黃金」，可以用於進行國際支付的特殊手段。但是，這個想法立即引發了更嚴重的議題。特別提款權價格訂定是和「一籃子」貨幣掛鈎，市值不是固定的，假如各國從現在開始持有特別提款權的話，當美元貶值時所產生的損失將由誰來承擔？如果由IMF承擔的話，存在ＩＭＦ的特別提款權帳戶看誰持有美元最多，將會由一些持有美元少的國家轉移到另外一些持有美元多的國家手上，換句話說這就是左手轉到右手。如果由美元單獨承擔的話，沉重的負擔這是美國政府無法接受，美國從來就不願意讓特別提款權真正的付諸實現。
就在這樣的緊急關頭，還好事情總算開始有了轉機了。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在1979年8月繼米勒後接任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緊縮貨幣政策成為他與米勒的最大不同點。盡管沃爾克的過去曾經有過兩次參與過美元貶值的歷史盛會。一次是在1947年的布雷頓森林協議；另一次是1973年史密斯森協議黃金總庫的設立。然而這次不同了，這次是在國際金融領域上，他是米勒的最重要的反對者。一旦上任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後，沃爾克調整貨幣政策開始緊縮銀根，打擊通貨膨脹。
貨幣政策的風向轉移，也讓美元匯率開始回升，一旦壓力消失，所謂的特別提款權的議題也就煙消雲散了。但餘波仍然存在，誰將要承擔特別提款權內匯率的損失？美國極不願意讓這樣的議題擴大，擔心各國持有美元資產國家再次要求美國保證維護美元的強勢。還好沃爾克擔任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後，美元才漸漸穩定下來，在此之後直到2000年為止，強勢美元成為美國重要的貨幣政策之一。
自1980年代開始，自由主義經濟開始起飛，相信市場機制與自由放任政策遍佈開花，反對任何形式的干預，反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與凱恩斯主義，學術領域上採用計量經濟學的方式，企圖證明凱恩斯學說的錯誤而讓自由主義經濟學一舉成名。史稱「芝加哥經濟學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這是一個柔性的經濟學論述集團，其成員以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師生所組成，其學派捍衛的核心價值是經濟學的新古典派經濟學，相信市場機制跟自由放任，反對政府的過度干預，反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與凱恩斯主義。
1981年雷根總統就職後，開始重用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包括費里曼、沃爾克、葛林斯班等人。其中，米爾頓·費里曼（Milton Friedman，1912年7月31日－2006年11月16日）是自由學派最重要的引導者。他是美國資深經濟學家，以研究總體經濟學、個體經濟學、經濟史、統計學、及主張自由放任資本主義而聞名。1976年取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以表揚他在消費分析、貨幣供應理論及歷史、和穩定政策複雜性等範疇的貢獻，被譽為20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
費里曼是《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的作者，在1962年出版，提倡將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以讓自由市場運作，以此維持政治和社會自由。他的政治哲學強調自由市場經濟的優點，又稱之為貨幣供應面經濟學，並反對政府的干預。他的理論成了自由意志主義的主要經濟根據之一，並且對1980年代開始，美國總統隆納·雷根以及許多其他國家的經濟及貨幣政策有極大影響。代芝加哥學派的影響力逐漸加深，尤其是在美國政府的財政與貨幣政策。
同樣重要的是亞倫·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他出生紐約的猶太家族，早年曾經在茱莉亞音樂學院進修單簧管，並成為職業演奏家。之後放棄音樂改修經濟，於1950年畢業於紐約大學經濟學碩士。1974年開始從政，首先擔任福特總統的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並於1977年獲得博士學位。在葛林斯班的經濟學習過程中，他就開始嚮往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崇拜亞當史密斯所說的「那隻看不見的手」的運作，它能把國家資源做最有效的分配。
亞當史密斯認為，市場運作的關鍵就在於價格機制的發揮，以現代的例子來說，每天家庭主婦都會上菜市場買菜，在買菜時，不免要問問價格，或是殺殺價，最後，在既定的預算下決定了今天晚餐餐桌上的菜式組合。在這過程中，每個家庭就是在做資源分配地最佳組合的具體表現。當每一個家庭都做出了最適合組合後，市場自然而然就會傳遞出清楚的訊息給各該生產者，引導他們做出多生產或是少生產的決定。
葛林斯班的認知裡，自由經濟的競爭力量就是「美德力量」（a force of good）。因此，在敬畏這種美德力量前提下，他總以謙卑謹慎的態度進行貨幣市場的調控。也許是意識到自己的影響力實在太大，心態上更是戒慎恐懼，為了不至於給市場帶來太大的衝擊，葛林斯班講話一直都很含糊，他的名言因此而產生：「如果你們認為確切地理解了我講話的含義，那麼，你們肯定是對我的講話產生了誤解。」。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話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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